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反过来说所谓的陷阱根本上叫做福利陷阱。
对创新确立的这些税率及其减免税等各项优惠政策，必须通过听证会等形式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并按照法律程序通过人大审议，以增强其合意性。如果在稳定税负的内涵方面形不成共识的话，关于如何应对稳定税负提出新挑战的研究，就可能迷失方向，甚至贻误税改的历史机遇。
可以想象，增值税稳定税负调节机制的建立，对中国稳定税负税改目标的实现意义重大。而且，由于1994年制定的增值税税率较高预留的增收空间目前依然存在。但是，税源可持续发展动力的波动，特别是大的波动，或高或低，一定会对税负的稳定产生较大的扰动。由于长期以来中国税制缺乏有效的稳定税负联动调节机制，这就使得税收收入连续长期超速增长成为一种必然现象，也成为一种令人十分担忧的现象。同时优化、规范化减免税等各项优惠政策，以增强其科学性。
因为常识告诉我们，如果高税负是经过纳税人同意的，而且收入确实是用之于民，增进了绝大多数国民的福祉总量，相信理性的纳税人和国民，是不会太过计较税负高低的。税源可持续发展动力大，宏观经济形势就好，组织收入就相对容易，财政支出的压力就相对小，为了稳定税负，政府减税的可能性就大。估计结果表明，中国在2010年前后，包括潜在增长率在内的主要宏观指标的变化趋势与日本1990年前后十分相似——人口结构转变导致潜在增长率降低。
为了对比两个国家的人口结构变化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我们采用附加人力资本的增长核算方程，估计了1960-2010年日本的潜在增长率，同时，根据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并考虑到劳动参与率和自然失业率是人口结构的函数，我们估计了1980-2030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这就意味着通过放松人口生育政策，中国还有改变人口结构进而改变潜在增长率的可能性。首先，中国当前的人均收入还远不及日本1990年前后的人均收入水平，这就意味着中国可能要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2011-2015年中国的平均潜在增长率将降至7.75%，2016-2020年将进一步降低至6.7%。
(window.slotbydup = window.slotbydup || []).push({ id: u6927290, container: _8uh0i7n5px8, async: true }); 来源：《世界经济》 进入 蔡昉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人口红利 经济增长 。其次，日本的人口生育率和抚养比变化更多地由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内生因素引起;而中国的抚养比变化更多地受到了外生的人口政策影响，从1980年至今的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都伴随了人口政策约束。
通过对比我们发现，中国在1980-2030年的人口结构变化特征与1960-2010年的日本极其相似。值得注意的是，放松人口生育政策对现实经济产生影响的过程是漫长的，为此我们进一步给出了在不同的人口生育政策下，中国在2011-2050年的潜在增长率。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政府并没有认识到经济增长率与日本的人口结构变化相关，在人口红利消失后，日本政府还依然坚信其经济增长率能够维持在之前的水平，正因如此，日本政府实行的经济刺激计划最终导致了泡沫持续膨胀并最终破裂，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可能远不止是失去的十年。例如，1990年前后的日本经济和当前的中国经济。
然而我们也发现，虽然当前中国的人口和经济特征与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十分相似，但是在相似的背后也存在诸多差异。到2020年以后，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将进一步降低到6%以下，到2050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将降至4%以下。在现实经济中，由于人口结构的转变，很多国家也都曾经或正在经历着过山车式的经济增长。经济学文献已经发现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这种贡献并非来自于人口规模，而是来自于一种特定经济发展时期的人口结构。
在1990-1995年间，日本的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下降，人口抚养比上升，通过直接和间接的途径，人口结构导致了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潜在增长率迅速下降，其潜在GDP增长率已经从1990年的4.5%下降到1995年的不足1.1%。日本的经验对中国的意义在于，当潜在增长率下降已经成为必然的趋势时，试图采取经济刺激方案来实现短暂的经济繁荣，使实际增长率远高于潜在增长率将导致经济泡沫，结果只能使经济进一步恶化。
我们发现，放松人口生育政策对中短期潜在增长率和长期潜在增长率的影响是不同的：在中短期内，总和生育率(TFR)提高将使潜在增长率进一步下降，但是从长期来看却能够阻止潜在增长率的递减趋势(与基准情景相比)。5年内潜在GDP增长率减少了3.4个百分点。
与日本相似的是，中国在2010-2015年，无论是15-64岁还是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结构都发生了根本变化——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下降，人口抚养比上升。从不同的人口调整方案来看，如果不改变现有的人口生育政策，虽然在中短期内对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和人均收入没有影响(甚至优于其他人口调整方案)，但是长期的潜在增长率会呈现出一个急剧下降的过程，如果到那时(2035)再调整现有的人口生育政策，反而会导致潜在增长率进一步降低日本的经验对中国的意义在于，当潜在增长率下降已经成为必然的趋势时，试图采取经济刺激方案来实现短暂的经济繁荣，使实际增长率远高于潜在增长率将导致经济泡沫，结果只能使经济进一步恶化。例如，1990年前后的日本经济和当前的中国经济。为了对比两个国家的人口结构变化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我们采用附加人力资本的增长核算方程，估计了1960-2010年日本的潜在增长率，同时，根据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并考虑到劳动参与率和自然失业率是人口结构的函数，我们估计了1980-2030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在1990-1995年间，日本的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下降，人口抚养比上升，通过直接和间接的途径，人口结构导致了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潜在增长率迅速下降，其潜在GDP增长率已经从1990年的4.5%下降到1995年的不足1.1%。
通过对比我们发现，中国在1980-2030年的人口结构变化特征与1960-2010年的日本极其相似。在现实经济中，由于人口结构的转变，很多国家也都曾经或正在经历着过山车式的经济增长。
(window.slotbydup = window.slotbydup || []).push({ id: u6927290, container: _8uh0i7n5px8, async: true }); 来源：《世界经济》 进入 蔡昉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人口红利 经济增长 。经济学文献已经发现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这种贡献并非来自于人口规模，而是来自于一种特定经济发展时期的人口结构。
然而我们也发现，虽然当前中国的人口和经济特征与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十分相似，但是在相似的背后也存在诸多差异。与日本相似的是，中国在2010-2015年，无论是15-64岁还是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结构都发生了根本变化——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下降，人口抚养比上升。
其次，日本的人口生育率和抚养比变化更多地由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内生因素引起;而中国的抚养比变化更多地受到了外生的人口政策影响，从1980年至今的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都伴随了人口政策约束。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政府并没有认识到经济增长率与日本的人口结构变化相关，在人口红利消失后，日本政府还依然坚信其经济增长率能够维持在之前的水平，正因如此，日本政府实行的经济刺激计划最终导致了泡沫持续膨胀并最终破裂，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可能远不止是失去的十年。这就意味着通过放松人口生育政策，中国还有改变人口结构进而改变潜在增长率的可能性。到2020年以后，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将进一步降低到6%以下，到2050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将降至4%以下。
估计结果表明，中国在2010年前后，包括潜在增长率在内的主要宏观指标的变化趋势与日本1990年前后十分相似——人口结构转变导致潜在增长率降低。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2011-2015年中国的平均潜在增长率将降至7.75%，2016-2020年将进一步降低至6.7%。
5年内潜在GDP增长率减少了3.4个百分点。首先，中国当前的人均收入还远不及日本1990年前后的人均收入水平，这就意味着中国可能要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放松人口生育政策对现实经济产生影响的过程是漫长的，为此我们进一步给出了在不同的人口生育政策下，中国在2011-2050年的潜在增长率。我们发现，放松人口生育政策对中短期潜在增长率和长期潜在增长率的影响是不同的：在中短期内，总和生育率(TFR)提高将使潜在增长率进一步下降，但是从长期来看却能够阻止潜在增长率的递减趋势(与基准情景相比)。
然而，人口结构将随着时间发生变化。从不同的人口调整方案来看，如果不改变现有的人口生育政策，虽然在中短期内对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和人均收入没有影响(甚至优于其他人口调整方案)，但是长期的潜在增长率会呈现出一个急剧下降的过程，如果到那时(2035)再调整现有的人口生育政策，反而会导致潜在增长率进一步降低。在所有人口调整方案中，当总和生育率能够维持在1.94的水平(高方案：对应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时，2030年之后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最高;然而，如果我们关注的目标是人均收入，那么TFR维持在1.6的水平(低方案：对应单独二孩政策)将使长期的人均收入水平最高其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
本轮世界金融危机带来的最大宏观政策理论创新，就是认识到传统宏观经济政策不能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因此必须建立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作为宏观调控的第三只手。因此，在新常态时期，中国结构性改革的方向应当是通过公平统一的大市场来克服市场碎片化的难题，通过低度广泛的大福利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经济已经告别高速增长的旧常态，步入到向中高速过渡的新常态。这决定了凯恩斯主义的逆周期调控理论就不能成为中国新常态时期宏观调控的核心理论基础，需求导向的强刺激政策就不能成为当前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合理选择。
新常态时期的增速下滑很大程度是由于结构性因素导致的趋势性下滑，因此应当避免凯恩斯主义全面宽松的强刺激。七要突破宏观调控仅专注于总量调整，强化总量稳定、结构优化、精准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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